职业教育合作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要前提。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制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鼓励各地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协调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推动职业院校跨省域合作培养人才、合作培训教师、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科研成果。”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实现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关键在于三地政府的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本文基于政治哲学视阈,分析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探讨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旨在提高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促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成为我国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典范。

一、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

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核心目标是三地职业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为实施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基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人文基础和社会基础。其中,政治基础决定了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合作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取向,文化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热情,社会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必然。

1.政治基础。早在2002年,为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加强区域合作”的理念,使我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合作开始起步。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了“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的号召,使我国区域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推进。2008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2008—2020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珠三角地区“深化改革先行区”以及“扩大开放、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等新的定位,有效地推动了该区域省际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进程。2010年,国务院批复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进一步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整体实力。2011年,我国颁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具体构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的理念,使我国区域合作的范围逐步扩大,合作内容逐步拓展。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专门听取了京津冀三地主要负责人关于协同发展情况的工作汇报,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环渤海及经济地区经济协作,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为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经济基础。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和地缘关系的临近性,决定了实施区域合作的必然性。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经济往来密切,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和金融中心,聚集了科技、人才等优质要素,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市呈现“三二一”的产业布局特点,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市和河北省呈现“二三一”的产业布局特点,产业梯度转移的潜力较大,经济互补性较强。在科学技术方面,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科技资源较为丰富,尤其是北京的高等院校和科技机构高度集中,教学、科研设施完备,不仅在国内较有超强实力,在国际上也有广泛影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的逐步推进,京津两地科学技术对河北省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在人力资源方面,京津两地对技能型人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但两地职业教育的生源明显不足,人力资源市场供应逐步紧张。河北省是人口大省,人力资源较为丰富,每年都向京

津两地输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推进三地职业教育合作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3.文化基础。京津冀的地理位置相邻,具有相互包容、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行政区划演变上,北京市多次与河北省交互变动,天津市也经历了直辖市、河北省省会、直辖市三个变化阶段,使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对统一的燕赵历史文化。教育是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职业教育是区域一体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区域文化的特色性,导致京津冀职业教育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进而形成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动力。区域文化的统一性,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的直接条件。三地民众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可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为职业教育合作减少了障碍,加快了合作进程,提升了合作效果。2014年8月,来自京津冀三地22家企业和26所职业院校达成了“天津共识”,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9月,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共同签署了《京津冀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为京津冀推进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了条件。实践证明,相近的地域文化更利于京津冀职业教育合作形成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