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俄合作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除了原有的双边机制外，中俄还可通过网状伙伴外交机制进行多边机制下的合作。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主要是指中俄在各个相关多边机制内的互动合作，是双方彼此需要、彼此借重、有效处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它有自身的逻辑，并具有多边性、协调性、合作性、灵活性和战略性的特点。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俄要结盟。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提出更多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对于缓解中俄关系中的竞争与博弈困境、促进相关国际机制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来说，中俄合作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首先，中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的相近决定了双方合作的必然性，并推动双方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征是目标长远和内涵广阔”，[②]侧重双方长远的和多领域的合作。而且中俄已经是真正的“战略伙伴”。[③]其次，中俄合作主要体现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机制、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这是促成中俄合作的根本因素和外在刺激性因素。无论是战略的长期考量还是现实的主观努力，中俄合作都成为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其中，中俄良性互动是中俄合作的基础。

但是，因为历史问题的纠葛、现实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文化的不同，中俄关系存在一定的分歧和矛盾。对俄罗斯来说，一方面需要借助中国，另一方面却疑虑恐惧，表现出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的复杂心态，即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④]中国对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表现。因此，中俄关系存在“二律背反”情结。而且，两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需求受制于美国因素。[⑤]如此情形下将如何塑造中俄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塑造共同利益是核心。应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着力培育内生动力，挖掘内在潜力，努力使这一关系对本国和对方的价值最大化”；[⑥]另一方面，完善机制合作是关键。应通过多边机制进行行为协调，通过制度和组织约束双方行为，形成相近的战略预期。双边互利与多边协调将会共同塑造中俄良性互动，促成一定时期内的中俄合作，最终实现国际格局的变革与发展。

2014年5月20日，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其中明确提出了“网状伙伴外交”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看作是在多边机制下建立中俄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是实现中俄良性互动的重要机制之一。

一、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涵义、逻辑与特点

（一）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相关研究、实践及涵义

网状伙伴外交，即“network partnership diplomacy”或“сетевая партне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与它相关的第一个概念是伙伴外交，即“partnership diplomacy”或“партне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从现有资料看，国内外对伙伴外交的研究缺乏体系化和系统化，大都集中在伙伴外交的涵义、原因、发展历程、特点、问题、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没有专著或系统论述的论文出现。[⑦]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检阅，我们可以对伙伴外交的涵义得出以下整体性的认识：伙伴外交又称伙伴关系外交，是指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双边外交合作活动。它出现在一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⑧]是中国“和而不同”外交战略理念指导的结果。[⑨]伙伴外交战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最佳选择，核心是重对话、讲合作、结伙伴，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⑩]而且，伙伴外交是分维度的，有优先性（发展经济），[11]有层次性（战略层次、地区层次、双边层次以及友好合作关系）。[12]其实质是协调合作，[13]建构非传统同盟关系。[14]中国是伙伴外交的主要提倡者和实施者。伙伴外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工具。[15]截止到2013年，中国已经同54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16]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网状外交/网络外交，即“network diplomacy”或“сетев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是由美国学者杰米·梅慈尔（JamieF.Metzl）提出的。他认为，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推动国际关系变革，美国的外交和情报工作将主要不是政府的行为，应该借助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s）、跨国企业、民间社会团体（civil society groups）甚至是个人来共同进行，编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个体网状集（sets of interconnected individuals），这样能降低集体行为的成本，使得庞大的和不同的团体（large and disparate groups）能够比以前更好地组织和影响事件。[17]国内最早提出网状外交的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他认为，网状外交“是指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各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不再是过去冷战时代的非敌即友模式，而是呈现纵横捭阖、亦敌亦友的新格局。”[18]他强调，“所有‘网状外交’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联合他国来反对潜在被针对的国家，而是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努力。”[19]俄罗斯是最早将网状外交理念运用于外交实践的国家。2008年7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其中提出要用“网状外交”取代“集团外交”，认为各国会针对具体国际问题结成各种不同的团体，这种团体不再是内部纪律严明的固定“阵营”。[2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了网状外交的重要性。2009年5月，他发表文章《与西方关系中的危机：什么危机？》，其中就提出可以通过网状外交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21]2011年4月，拉夫罗夫在俄外交部新开设的“金砖国家”网页上发表致辞，其中提到，金砖国家是网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2]我们注意到，拉夫罗夫在阐述网状外交时，都将这个理念置于多边外交的框架下。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重视网状外交是基于其多边外交政策的，即通过参与多边机制，最充分地确保俄罗斯在外交领域的国家利益，并发挥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23]2013年2月，经普京总统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公布，在第二部分“当代世界与俄罗斯对外政策”（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中提出，多边灵活有效的网状外交正在取代结盟方式用于解决国际问题。[24]这与201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的网状伙伴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三种对网状外交的定义各有侧重。梅慈尔认为应该发挥政府、企业、国际组织、民间、个人等的多元途径来共同做好外交和情报工作，解决外交政策机构的不相关（irrelevance）和情报机构的孤立（insular）；[25]邱震海将其用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多边的纵横捭阖之外，各国也在同时发展与潜在被针对国家的合作关系”；[26]俄罗斯则将其应用到外交实践中，通过参与各种多边机制开展合作，解决问题。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网状外交是通过多元或多边机制来进行外交实践，致力于解决问题，其核心是多元或多边的合作。相对于梅慈尔强调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外交工作（政府居于领导地位），中俄在观念和实践中更强调国家对外交工作的主导性，并把网状外交看做是双边外交之外的重要手段和机制。而且，中俄的观念和实践更符合网状外交在国际层面的实际。因此，网状外交可以认为是国家之间通过多边机制进行的外交合作活动，是伙伴外交的重要补充。

201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对网状伙伴外交的阐释是：“网状伙伴外交旨在在国际事务中建立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等机制已成为类似灵活机制的高效范例”。[27]因此，网状伙伴外交可以看做是伙伴外交和网状外交的综合，是中俄双边合作关系在多边机制内的体现，是一种灵活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主要是指中俄在各个相关多边机制内的互动合作，是双方彼此需要、彼此借重，有效处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

（二）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逻辑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提出是对解决中俄双边机制困境的反应。多边机制环境下，国家间关系首先面对的是双边关系。而中俄关系存在着“二律背反”情结。由于中国实力发展的速度快于俄罗斯，因而造成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慌。2012年俄罗斯发布的《战略—2020》指出，“随着新权力中心出现，俄面临的主要风险根源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28]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会诱导民众心理不平衡性的出现，并在这种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诱发弱势方对优势方的心理戒备和敌视，最终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因此，中俄关系需要新的机制进行塑造，多边机制成为必然的选择。

美国学者史蒂芬·科特金(StephenKotkin)认为，中俄“唯一的共同点”是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29]作为网状伙伴外交机制高效范例的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等机制，针对的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特别是金砖国家机制，它是新兴大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实现以上的目标将会改变目前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30]终将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建设意味着中俄关系将可能由现在的“有一定契约的非正式合作”发展到“有契约的正式合作”。中俄关系的契约合作是指双方的法律关系，包括双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共同参加的各种多边及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条约。而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31]主权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原则，国际条约对于主权国家的法律约束效力是值得商榷的。作为战后将古典国际法推向世界主义法律“领跑员”的美国，[32]一方面宣扬遵守国际法，一方面却处处显示“美国例外主义”。[33]美国的“示范”成为国际社会的“榜样”。而且中俄间的一系列“综合性文件”主要是围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展开的，这对于缺乏实质性法律关系的中俄来说，这是“有一定契约的非正式合作”。可是，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的多边机制，是由新兴大国主导或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机制，新兴大国的积极性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需要它们对单边行为的克制及约束，包括中俄两国。最终，在这些机制内，中俄间将会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契约的正式合作”，自我克制及受约束地按照共同规范行事，增强了对双方行为的可预判性。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各自优势发挥的灵活机制。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机制大都处于起步阶段，机制的发展需要成员国发挥积极性。在这些机制内，中国可以发挥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的优势，俄罗斯可以发挥政治、军事、能源、科技的优势。中国优势的核心是发展，即经济发展；俄罗斯优势的核心是保障，即安全和能源的保障。而中俄的各自优势在这些机制内都是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的领域，因此，中俄各自优势的发挥将会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支撑。中俄这种“有契约的正式合作”并不意味着限制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是鼓励各自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特点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强调多边性、合作性、灵活性，即强调多边平台建设、协调合作机制、灵活多样策略；它来源于中俄两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为中俄各自实力和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多边性。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在中俄双边外交机制基础上的发展，构筑中俄合作的多边机制平台。邱震海认为，“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的战略格局下，各国为了防止一国独大和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势必加强多边往来”。[34]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太地区，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于美国的竞争，为防止美国霸权的干扰和维护自身利益，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多边机制合作，尤其是与大国的合作。而俄罗斯则热衷于从大国对话的视角勾画多边外交网络，[35]提高其大国地位，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36]多边机制平台建设成为中俄共同的诉求。

2.协调性。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是中俄在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中俄双边协调主要基于四个变量：主权国家、国际地位、实力均衡、互有所求。以上四个变量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中俄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主权国家行为体，都是大国，都有各自的实力优势，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武器，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设备和投资。但是多边机制内的中俄协调是在双边协调基础上的变量增多，还主要包括：国际诉求和战略竞争。中俄的国际诉求主要体现在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对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亚政策的不同。[37]中俄基于双边的互有所求和多边的共同国际诉求已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利益的碰撞不可避免，互动协调也不可避免。

3.合作性。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核心是中俄合作，而中俄多边合作的核心是政治合作。作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行为体，双边关系的选择有且仅有三种状态：竞争、合作、冲突，两国关系的处理有且仅有两种路径：双边与多边。基于双边的互有所求和多边的共同国际诉求，中俄关系相互依存，走向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从各自利益出发的竞争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38]有人甚至认为，中俄关系的核心是“战略竞争”。[39]但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中俄关系都不是冲突对立，而是协调合作，最终的目的是合作。同时，中俄关系中的“二律背反”情结使得双边机制对于有效处理两国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多边机制平台更好地协调两国关系。但中俄间互补关系是客观事实，因此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都是围绕着合作展开的。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的中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外交领域，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同样被包括在内。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是中俄在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因此中俄多边合作的核心是政治合作。这是由中俄“唯一共同点”和“有契约的正式合作”决定的，即由外部的共同威胁和内部的机制约束所决定的。

4.灵活性。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的多边机制是各种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集合，规范和约束成员国的行为。但是这些规范和约束都是软性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力，这为成员国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同时，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也是开放性的，欢迎其他参与方的共同协调治理，[40]并可以促进各组织机制之间相互协作。[41]中俄作为具有实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可以在多边机制内纵横捭阖，这将会塑造中俄更加灵活、更加高效的合作机制，提高两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42]而且，这些机制是分层和具有不同定位的，初步形成了中俄影响国际事务及提升话语权的实践框架，是中俄推动世界政经新秩序建立的多元化平台。[43]

5.战略性。战略是指对未来的考虑和规划，也会用来强调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44]中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说明中俄关系是面向未来的，也是特殊的。因为现阶段的中俄关系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不能只盯住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两国非常重视与彼此的关系，对对方发展道路的尊重和由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的共识是两国产生共鸣的重要基础，而且它们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45]最重要的是中俄之间存在战略互补，主要体现在边界与周边安全、经济与能源互补、联合反霸和国际格局变革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46]

通过定义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涵义、逻辑及其特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机制对于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它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二、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不是结盟，而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2014年2月，在西方七国集团领导人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雪中送炭”，出席了索契冬奥会，表达了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支持。2014年3月，2013年底发生的乌克兰局势持续发酵，俄罗斯与西方明争暗斗，中国的立场成为焦点。对普京来说，中国“对莫斯科持同情式理解的中立”[47]为中俄关系的深化埋下了伏笔。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中俄发布《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签订能源大单和进行联合军演，中俄关系越走越近。在这个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认为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并第一次提出建立全面的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展网状伙伴外交。这一切意味着中俄是否会走向结盟？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俄应该建立同盟关系。[48]这种同盟关系也就是中俄结盟。对此，笔者结合对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认识认为，中俄没有走向结盟的可能性。

（一）中俄不存在结盟的可能性

首先，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国，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从实力对比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出口国；中国经济实力全球第二，俄罗斯军事实力全球第二。从文化影响力来看，中国是东亚儒家文化的代表，俄罗斯是东正教大家庭的领袖。这样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决定了中俄都不甘心居于人下，在世界范围内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其共同的追求。同时，这样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影响到了中俄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

其次，现实中，中俄实力发展的不对称性和文化思维的差异性影响到两国建立真正的联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将可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则高度依赖能源，患上受油价变动影响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的“俄罗斯病”，[49]2008年的油价暴跌造成俄罗斯经济增长逆转，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的状态。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影响到双方对彼此的认识，需要双方不断地进行心理调适。实力差距的拉大进而产生一种心理差距，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成功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将会导致俄罗斯在安全（对未来远东地区的担忧）、地缘政治（中国对中亚的主导）和心理（一种难以适应的自卑感）上的诸多不利。”[50]“多年来，中俄两国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消除对中国影响增强的疑虑。”[51]而中国一旦成为国际事务中的独立大国，中俄关系将变得无关紧要。[52]而且，中国行事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俄罗斯则“缺乏中庸，好走极端”，[53]这种对立的民族性格是中俄文化不同的本质反映。同时，“从根源上说，俄罗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与西方文化兼容的。[54]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在服务于他人中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在众人中彰显个人的价值，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不同。“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直接结果。”[55]因此，中俄文化思维的差异造成中俄在外交行为中不同的处事风格，中国外交按部就班、被动反应，俄罗斯外交灵活多变、主动出击。[56]这些都造成中俄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

第三，缺乏实质性的共同利益是中俄不结盟的根本原因。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国家利益是分层次的，首要的、根本的是生存利益，其次是发展利益，最后是国家威望。[57]虽然美国在东亚通过美日、美韩军事同盟挤压中国，在欧洲通过北约挤压俄罗斯，中俄都面临严峻的战略生存空间威胁，但是中俄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威胁而真正结合。相反，中国不把俄罗斯看做是针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力，[58]而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制衡美国的工具。[59]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俄罗斯是转型国家的代表，中俄都致力于国家的发展，而且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武器，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设备。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贸能力的不平等使得俄罗斯担心成为中俄经济关系中的“初级伙伴”（junior partner）或自然资源的附庸（appendage）。[60]国家威望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中国坚持不称霸原则[61]，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俄罗斯的最主要目标是重新成为世界大国，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62]但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upper hand），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未来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中中国的附庸[63]或沦为美国和（或）中国的小伙伴。[64]中俄在追求各自国家的生存、发展利益以及影响力中，初始目标存在一致性，但是基于两国战略选择的不同，特别是中俄实力发展的不对称性，中俄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共同利益。

第四，中俄历史争端和地缘竞争制约了两国结盟。英国学者波波·罗曾经提出，中俄关系是“方便轴心”（axis of convenience），这种关系受到根源于历史屈辱（historical grievances）、地缘政治竞争（geopolitical competition）和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factors）的“有说服力的不信任”（persuasive mistrust）的困扰。[65]在中俄的关系史中，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清朝时期俄割走的中国领土是列强中最多的，因此中俄关系中一直有很强的历史情结，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历史纠结。现实中，中国的崛起对中亚和俄罗斯远东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印度学者指出，即使是边界不动，中国的边疆是扩张的。[66]这对于把中亚看做是自己势力范围的俄罗斯来说，不仅要经受来自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压力，而且会不断感受到在一个要求与西方分离的地方尽力与中国处理好关系。[67]

第五，中俄各自的外交优先倾向性不符合外交结盟的实质。近代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对西方的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求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中国外交的优先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倾向，中国外交也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这说明中国外交是经济性的、手段性的。因为历史、文化、地理和经济的原因，俄罗斯优先靠向西方，[68]这是俄罗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反应。[69]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普京就曾指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70]因此，俄罗斯对西方关系的优先倾向是平起平坐，体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说明俄罗斯外交是政治性的、目标性的。“只有军事上的同盟才具有实质性作用”。[71]因此，中俄各自外交倾向性中的经济性、政治性不符合结盟的实质，这意味着中俄不可能结盟，“而是战略上互相呼应与借重”。[72]

第六，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决定了中俄不会结盟。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实质是中俄在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作为两个平等的行为体，在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下，中俄一方面可以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可以做到对相关机制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协调。“多边外交是以参与国的合作为基础的”，[73]中俄协调的最终目的是合作，也就是在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合作推动各种机制的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俄可以根据各自的方针、政策进行外交作为，并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下进行协调，是一个可以保持独立性和发挥各自优势的灵活机制。

中国古话说：“君子和而不同”，中俄关系是而且仅仅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能走向结盟关系。而且，在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下，我们不应该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避免打乱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应该选择结盟。中俄目前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网状伙伴外交，更类似于“准联盟”或“准同盟”的关系，有协调合作但不承担实质责任，而且“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行事”。[74]

（二）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是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创新，它超越了传统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双边外交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中俄合作的新路径。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证明原有的中俄双边关系有其局限性和不足，而且也证明原有的双边关系已经无法承载双方更大的共同的追求，迫切需要新的路径来实现中俄更高层次的合作。

1.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助于缓解中俄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困境。中俄关系中存在“二律背反”情结，实质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而且作为主权国家，边界成为两国交流的天然障碍，这就如同被关在牢笼里的两个“囚犯”一样，需要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依据博弈的分类，中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75]即都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和双方合作行动不具有强制力、存在对对方的不信任与信息不对称。这样两国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在原有的双边机制下，解决困境的途径只有双方的重复博弈，不断的讨价还价（bargain），如中俄持续十年之久的天然气谈判。中俄在中亚的战略竞争也存在类似的困境。而多边机制具有制度化、约束性的特点，并使得成员国克制、甚至放弃某些领域内的利益考量，有助于减少摩擦和冲突，有助于国家间关系的互动。[76]

中俄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实质是中俄外交的出发点不同。因为中国外交是经济性的，即发展经济，同时也是手段性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发展经济；俄罗外交是政治性的，即维护大国地位，同时也是目标性的，为大国地位而进行各种外交行为。这是中俄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机制下都会存在竞争与博弈的基本因素。开展网状伙伴外交，同时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同时展开，这将有助于缓解两国的竞争与博弈的困境。

2.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助于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由于历史的顾虑，中国的崛起及实力发展会使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迫感。而现实中，中俄关系确实也存在“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角色和能源与武器贸易上。中国已经“渗入”到俄罗斯的影响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中亚，并将可能长期存在；而且中俄的能源与武器贸易变得越来越不平衡。[77]现实中的“不对称性”也体现了中俄优势的不同。中国的优势是发展性的，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俄罗斯的优势是保障性的，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原料。而这些优势在相关多边机制内都是绝对的优势，中俄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叉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会使俄罗斯从中俄不对称关系中释放出来，减少顾虑，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3.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改变全球或地区的力量格局。中俄各自的实力和地位已经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和地区的影响力，中俄合作带来的影响力更不可小觑，对国际格局转变具有重要的影响。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西方集团造成很大冲击，“削弱了西方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和优势心理”。俄罗斯对此的一个判断是：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78]作为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俄来说，这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中俄可以继续发展经济，提高各自的实力；另一方面，中俄可以进行合作或联合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到这个变局中来，推动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79]推动新的世界政经秩序的建立。[80]

4.网状伙伴外交机制有利于推动各种新兴机制的发展。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涉及的重要国际机制有：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印外长会晤。它们都有各自的功能和定位：二十国集团主要关注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国家致力于提高新兴大国话语权，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协调机制，中俄印外长会晤是三国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及地区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中俄协调与合作是这些机制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1]俄罗斯则将其看做是其发挥软实力和开展“智慧外交”、[82]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中俄都在积极推动多边机制的发展，而且有意成为新兴大国集群争取权益运动的领导核心，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平台。[83]

国内有学者曾经提出，新时期中国应探索实施“联而不盟”的“准联盟外交”，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它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其中包括中国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行“多边准联盟外交”。[84]这与中俄开展的网状伙伴外交有相同之处，但是前者专注安全合作，后者专注伙伴合作，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寻求中俄结盟，是“结伴而不结盟”。这是中俄合作一直坚持的策略和原则。

结 语

基于国内改革深化的乐观前景和西方的相对衰弱，中国崛起的进程可能是加速度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课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核心。而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在综合实力上是无法实现对美国的实质性超越的。[85]这样，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86]而且竞争是全方位的。在这个实力对比转换的时期，无论是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对美国来说，它可以借助北约、美日同盟、七国集团等这些集团性的力量来应对变化中的局势；但中国在这方面却处于明显的劣势。于是，20世纪90年代的伙伴外交、21世纪初期的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着力点。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这些外交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显现出它们的优势。

对面对美欧战略挤压的俄罗斯来说，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是其两个基本战略。[87]但是，俄罗斯目前处于实力有限和能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在有效维护其周边安全的基础上保证其大国地位，是普京的核心外交逻辑。[88]因此，普京执政后的能源外交、网状外交、智慧外交等外交创新，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特色。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其外交的杠杆。[89]因此，深化中俄关系，抗衡美欧并推动相关多边机制的发展是其重要手段。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可以看做是中俄互有所需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创新。它强调通过多边机制协调处理两国关系，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是双边合作机制的重要补充。但是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国结盟。因为两国关系中的地缘、经济、历史、文化的混合因素造成了两国严重的内在矛盾，[90]而且两国也不想因为结盟而承担过重且不必要的义务。这种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对于中俄共同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的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印等机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王海运：“中俄关系将全面深化”，《东方早报》，2013年3月22日，第A13版。

[②]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405-406页。

[③]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是两国对世界有相似的观点，对双边关系有共同的看法，并且具有一致的目标。从2013年《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14年《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来看，中俄已经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这是建立在中俄战略利益和战略理念相近基础上的。参见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9页；王海运：“中俄关系将全面深化”，《东方早报》，2013年3月22日，第A13版。

[④]“二律背反”简单的理解就是双方既存在相互联系又存在相互排斥，又译作二律背驰、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吴大辉教授认为，俄罗斯对中国崛起存在二律背反的复杂心态。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心态。参见吴大辉：“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第58页。

[⑤]曹永胜：“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任重道远”，《中国军转民》，2013年第12期，第66页。

[⑥]王郦久：“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第2页。

[⑦]主要的相关文献资料：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2-20页；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48页；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第11-12页；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2期，第53-61页；王缉思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大国战略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77-188页；李葆珍：“江泽民‘和而不同’外交思想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8-31页；程又中、徐秀军：“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演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第76-79页；李葆珍：“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当代中国大国关系模式的嬗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8-44页；蔡东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259-269页；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3-120页；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57-81页。

[⑧]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第15页。

[⑨]李葆珍：“江泽民‘和而不同’外交思想探析”，第30页。

[⑩]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第43页。

[11]陈志敏称之为“发展外交”，参见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第14-15页。

[12]统合归类，也有人将其分为大国层面、地缘层面、发展中国家层面等。参见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第11-12页；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第46-48页；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第54-56页；程又中、徐秀军：“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演变”，第77页。

[13]金正昆认为，“伙伴”外交战略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笔者认为，本质具有从属性，实质具有指向性，而国家是能动的行为体，伙伴外交的内涵会随着国家意志发生变化，因此用实质更贴切；而协商在政治领域是指统一强制性权威下的对话，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权威，更谈不上强制性权威，因此从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出发，用协调更符合国家间关系的平等原则。参见金正昆：“中国‘伙伴’外交战略初探”，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大国战略卷》，第183-185页。

[14]蔡东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第259-261页。

[15]“港报：‘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新华网，

[16]同上。

[17]Jamie F. Metzl,“Network Diplomacy”,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No.1, 2001, pp.77-87.

[18]邱震海：“纵横捭阖的新世纪‘网状外交’”，凤凰网博客，

[19]邱震海：“‘网状外交’重组大国关系”，《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转引自新华网，

[20]“俄媒：梅德韦杰夫外交政策构想要求‘更具进攻性’”，新华网，

[21]“拉夫罗夫说只有多边外交才能最充分确保俄在外交领域利益”，

[22]“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外交部‘金砖国家’网页发表致辞”，

[23]“拉夫罗夫说只有多边外交才能最充分确保俄在外交领域利益”，

[24]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Д России.

[25]Jamie F. Metzl,“Network Diplomacy”, p.77.

[26]邱震海：“‘网状外交’重组大国关系”，《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转引自新华网，

[27]“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新华网，

[28]“俄媒：俄罗斯要改变对华政策路线吗”，环球网，

[29]“美学者：中俄友谊背后仍是战略竞争关系”，中评网，

[30]冯绍雷认为中俄联手合作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格局的动能。参见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页。

[31]“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国人大网，

[3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摘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国际法”，《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第15页。

[33]曾丽洁：“国际法领域的美国例外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91-94页。

[34]邱震海：“‘网状外交’重组大国关系”，《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月8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8/content_5577447.htm

[35]邢广程：“俄罗斯亚太战略和政策的新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0页。

[36]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5页。

[37]俄罗斯部分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的项目，而中亚是俄罗斯传统的影响范围，因此伴随着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增强，中俄之间在中亚已经展开竞争，最明显的是中俄在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内进行的经济能源合作融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竞争在一定时期内将是长期的战略竞争。参见Andrew Kuchins,“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Current History, Vol.106, No.702, 2007, p. 325; 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Foreign Affairs, Vol.88, No.5, 2009, p.132;刘乾：“中俄竞争：拖累上合多边能源合作”，《能源》，2013年第10期，第67页。

[38]唐朱昌：“‘利益碰撞’是中俄竞争与合作的常态”，《社会观察》，2012年第9期，第64-65页。

[39]“美学者：中俄友谊背后仍是战略竞争关系”，中评网，

[40]“中俄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提升至‘新阶段’”，中国新闻网，

[41]“中俄就全球重大安全问题‘联合发声’”，新华网，

[42]“中俄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提升至‘新阶段’”。

[43]“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大公网，

[44]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59页。

[45]Andrew Kuchins,“Russia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p. 325.

[46]倪世雄：“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第117-118页。

[47]金灿荣、王浩：“一场关于国家利益的‘心理战’——乌克兰危机中的各方博弈和中国立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5期，第34页。

[48]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08-209页。

[49]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40-89页。

[50]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7页。

[51]左凤荣：“俄罗斯的亚太新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7页。

[52]Denis Burakov,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 No.1, 2013, p.61.

[53]周力：“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75页。

[54]关海庭、刘莹：“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36页。

[55]周力：“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第78页。

[56]赵裕紫薇：“中俄外交风格迥异的深层解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第83页。

[57]李兴、刘军等著：《俄美博弈的国内政治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绪论”，第14页。

[58]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134.

[59]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7页。

[60]Andrew C. Kutchins,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James Bellacqua, Ed.,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p.33, quoted from Denis Burakov, “The Strategic Triangle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 No.1, 2013, p.60.

[61]David Kerr认为中国将来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超级大国。参见David Kerr, “Central Asi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trategic emergence”,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1, 2010, p.150.

[62]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5页。

[63]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133.

[64]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7页。

[65]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131.

[66]参见David Kerr, “Central Asi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trategic emergence”, p.127.

[67]David Kerr, “Central Asi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strategic emergence”, p.152.

[68]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p. 327.

[69]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8页。

[70]《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8页。

[71]罗峰：“结盟：同舟共济抑或同床异梦”，《世界知识》，2012年第21期，第42页。

[72]同上。

[73]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45页。

[74]“港报：‘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新华网，

[75][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苏珊·斯克丝、戴维·赖利著，蒲东健、姚东旻等译：《策略博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1页。

[76]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第42页。

[77]Stephen Kotkin, “The Unbalanced Triangle: 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p.132-133。

[78]毕洪业：“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主张与应对”，《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1页。

[79]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4页。

[80]“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大公网，

[81]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第45页。

[82]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35页。

[83]“中俄合力促建新政经秩序”，大公网，

[84]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第57-81页。

[85]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认识较为一致。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在未来至少20年，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阎学通认为，未来十年，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只能缩小到同一级别，但中国还无法全面赶上美国。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对美国的优势造成挑战。参见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8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22页；[美]约瑟夫·奈：“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对比分析”，《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0期，第73页。

[86]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页。

[87]郑羽：“当代俄美关系运行的特点、规律和理念”，《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第6页。

[88]郑羽研究员认为，从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两个基本战略追求出发，普京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是确保独联体这个“战略利益区”。也就是说，周边安全是其首要。英国学者波波·罗认为，俄罗斯最主要的是重建其世界大国地位。因此，俄罗斯不会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这些也可以在2013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看到。分别参见郑羽：“当代俄美关系运行的特点、规律和理念”，第6页；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第165页；黄登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第183页。

[89]独联体可以看做是俄罗斯外交的支点，中国是其杠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可以做到影响欧美并推动相关机制的发展。

[90]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p.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