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秩序和话语方式,走向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和文化世界。作为一种理论和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不仅显现于建筑、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还影响了哲学观念、思维语境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后现代主义随着文化交流传入我国后,也成为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话题。后现代主义渗透在各学科领域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必然和明显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理论大众化中需要研究和把握的问题。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复杂纷繁的争论,很难简而概之,以至有学者说,我们无法说明“后现代”是什么。海德格尔因此说,“后现代”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纲领,但我们可以从其多样、混杂的思想观点中,理出相对共有的理论特征。

1.“解构”:否定传统“普遍基础”的思维观念。

对“普遍基础”的“解构”差不多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西方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它确定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人类理性能最终依据的客观本质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存在反映世界本质的普遍真理。罗蒂说,“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1](P15)其解构逻辑是:所有理论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和文本中确立起来的。德里达说,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任何理论和价值都是“主体间性”或“互文”(context)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反映论,认为任何认识都是人的思维活动。罗蒂说,心灵犹如“中了魔法的镜子,满布迷信和欺骗”,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无镜哲学”,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在人的思想、文本中“发明”的。应明确的是,没有永恒的基础或普遍理念前提,不等于没有相对普遍的客观基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绝对真理,但相对认知是存在的,世界的意义建构可以是普遍主体的价值共识,所以相对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观也是存在的。

2.“碎片化”: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因而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反普遍基础,在理论逻辑上就必然要解构本体论。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意味着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它批判一切建立总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企图,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概念一味拒斥。认为人们把握的只不过是事物的“碎片”现象,而事物本质是“不可言说的”。罗蒂指出,人们不再相信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强调对现象进行复杂性研究,发散思维重于独断态度,通过“互文”阐释而实现,这些思想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一味反本体和反基础理论前提,也往往会使理论言说的意义陷入莫衷一是,陷入知识、价值的相对主义。

3.“去中心”:走向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碎片性,认为“中心”、权威是传统理性的产物。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寻找去异求同的普遍统一性观念,而后现代理论范式中,永恒性问题或普遍基础的“第一原理”哲学已经终结。罗蒂由此强调要摒弃以往将万事万物归为某种普遍本质的观念,走向后现代哲学境地。福柯在《后现代精神》中提出拒绝无条件接受传统外在权威的集权性规范。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中心权威、同一性、确定性的强调,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主张自然、宽容地看待各种价值标准和理论争论,任何价值标谁都不可能具有中心地位。这种理论否定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强调走向具体历史,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这在解放思想,强调人人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一味追求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一味反对中心权威的存在,也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4.“平面化”:消解意义和深度模式。

后现代文化特征之一即“平面化或无深度”。“深度模式”即承认事物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本质和意义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本质是认识不了的,所谓价值意义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和文本阐释,不存在客观普遍本质和普遍价值。由此,传统真善美的意义深度在后现代文化中被消解了。在消解深度的“平面化”理论中,后现代主义不再提供传统经典作品中具有的深远意义,更反对传统价值观以及意义的崇拜及信任。和去中心、去本质相联系,“消解深度”主张要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普遍真理走向“互文”的个体体验。德里达干脆说,“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2](P189)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深度也进行了解构。人性深度的消除导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放逐,转而生发对物欲的追求。

总之,解构与重构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由此后现代主义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后现代者重估传统价值时也在建构,其中也有诸多如基于“主体间性”之上的责任理念的构建等积极思想。但后现代文化中,历史感、价值意义、普遍本质反映等,在根本上是被解构了。而消解历史意识、削平意义深度,实质上消除了文化的精神特性。詹姆逊分析说,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面感,无深度感……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3](P185)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者,解构普遍基础,解构对知识、价值的信仰,也解构掉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相对共识标准和相对确定性。

二、后现代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价值影响

后现代人站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处在诸多迷茫、困惑和质疑否定之中,其中有解构也有重构,在个体与他人、共同体的关系重构中,个人自由、个性释放和对自我的责任,是这一时代的文化心态。他们反对普遍主义、强权主义,注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注重文化的主体性、大众化以及多元价值的共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各种观点和流派,解构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价值中立、无政府主义、大众文学运动、社会批判理论等都在其中,这些思潮在带来新的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1.后现代价值“解构”思潮带来价值迷惘。

后现代主义显着特征之一即价值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意义深度的解构”。当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价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主张往往给社会带来价值“空场”和“不确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价值无序甚至是精神危机。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价值思潮连同市场商业文化一起,给人提供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状态。人们可享受多样的文化商品,可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爱情可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可以“天亮说分手”;“躲避崇高”、“告别理想”成了一些人认同的口号;一些作品直言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传统价值观在失落,工具理性在替代价值理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和神圣价值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快感和快餐式的实用主义。有些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价值功能,也有人指责社会现象讨论中的道德声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挥舞道德大棒”,或贴上“伪崇高”的标签。网上讨论败德现象时,甚至有人直接倡导“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去道德或价值虚无主义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的思想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如此,价值不明,道德失范,荣辱不辨,公序良俗不再,精神良知无存,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

许多年来,我们努力为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大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提供,重要的是在文化中是否提供了精神支柱或精神家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文化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气血精神弱化”的文化症状。在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后现代思潮的价值解构加速了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不在”。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文化发展中首要的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一直是我们社会强调的主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必须要树立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及其思想理论的“在场”是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担保。

2.后现代“价值祛魅”思潮带来的“无意义感”。

价值祛魅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多元和价值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经济学也认为,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就易发生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惑。人需要物质生活基础,但人异质于动物的本质就是人最终必须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且人的理想愿望往往会受外在现实条件制约,产生诸多如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所以人类一直都有一种超越现实局限的意义理念支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用儒家的话讲,人类的许多矛盾仅靠“在外者”是解决不了的,须靠“在我者”心灵精神调适来解决,即需要靠价值意义构建和精神信仰去做超越把握。理想信仰等价值体系就是给我们提供精神生活、意义世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支柱。人如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因感到“身无所安、命无所立、心无所属、情无所托”而处于“精神危机”中。人的精神被放逐后,就会陷于物欲之中,而越是陷于对外在物质的追逐,就越会失去人的精神家园,这已成了人类片面追求物欲的一种谶语。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4](P370)

事实上人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人如何生活的“应然”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始,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就开始在思考探究,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生活?为了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中都隐含着人类“应然”的价值范式。如果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不去构筑价值和意义,价值虚无,意义失落,精神就会危机,人在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出问题。在当下社会中,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找不到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感受,已成为许多人的心理障碍。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正遭遇“富裕后的迷惘”以及“富极无聊”的困扰,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却病了。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价值祛魅”思潮进行辩证分析,积极构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给人们提供一个充满理想信念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精神文化支撑。

3.“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对人生观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中还衍生出因解构、放弃一切“意义”而及时行乐或游戏人生的价值态度,以至有学者说,后现代遗留给人类的,除了游戏,别无他物。霍尔·福斯特区分两种后现代思想时指出,存在着一种丧失严肃批判立场、彻底世俗化了的“嬉皮笑脸”的后现代主义。[5]对于这种彻底否定普遍价值和崇高意义的后现代思潮,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它完全陷入了“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不仅抹杀了社会价值的正当性、确定性,也否定了人类精神真善美的意义取

向。如一些后现代作家,通过调侃的方式对一切崇高或有意义的东西重新解读。他们“既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与残酷;既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既调侃悠闲自得的看客,也调侃忙忙碌碌的实干家;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6](P102)

“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在“意义消解”上走得很极端,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虚无一切是其思维范式,价值、意义都消失在“碎片化”的虚无中,它嘲笑并否定传统文化中崇尚的精神追求,主张直接体验当下情境与感官,使人的生命本能获得最大满足。这种消极“玩世”的思想会给人们带来游戏人生和纵欲主义的取向。从文化角度看,“游戏”的后现代提倡的“怎样都行”理念,以其自我放纵、虚无主义、荒诞性而影响着人们,改变着社会风气,正在加重人类文化自身的“精神瘫痪症”。许多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对这种消极、破坏性的后现代思想提出了批评,如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他们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看做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次自戕行为,它使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文化危机。西方世界其他学者也批评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消极的、“游戏”的后现代思潮也产生着价值与意义破坏作用。

4.后现代思潮的“深度消解”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现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也不一定完备,但后现代思潮已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思想理论的交流中,在大众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中,进入了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界和文化领域,使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话语范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日益彰显出后现代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反中心、反权威,颠覆传统,蔑视经典以及商业化的特征在中国大众文化中都有突出体现。

后现代大众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消费社会中任何对象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后现代大众文化对价值意义的“深度消解”使其成为注重当下享乐的快餐文化,许多时候也意味着对真善美等社会永恒价值的远离或否定。商业利润导向也导致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中道德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淡出或丧失。后现代大众文化还呈现出反权威、无主题、零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文化产品不再强调通过完整主题和故事的“中心思想”给人以启迪和价值观教育,而是采用“碎片化”、“平面化”、“娱乐游戏”方式,迎合大众感官口味,消解文化作品深度。在商业利润和迎合大众感官享乐驱动下,后现代大众文化往往“远离”和放弃了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娱乐也是文化的功能之一,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及其娱乐和感性快乐,如美国着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7](P114)德国着名学者阿多诺说:“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8](P362)不仅如此,这种即时的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还易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道德责任的淡化,会使社会进步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言语,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7](P202)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特征,给文化繁荣带来了生机,但其对价值意义世界的“深度消解”,对商业利益、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当前社会中一些人价值紊乱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解构作用。

三、后现代思潮反思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在反思和批判社会方面无疑有深刻之处,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价值思潮进行反思与把握。

1.价值“解构”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后现代“解构”思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世界观、静止结构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反专制,反教条僵化理论,对技术理性的物化冷漠也做了批判,尤其是“积极的”后现代者,在强调解放思想、价值共存、主体自由、个性张扬方面,在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都提供了积极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解构”理论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重注“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哈桑形容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摧毁”(unmaking)运动。他把后现代主义特征概括为“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反讽”、“种类混杂”和“狂欢”。消极后现代者是一些怀疑论和悲观论者,他们悲观、消极和沮丧,对未来丧失信心,有学者评论这是一种“灰色的”、“失望的”后现代主义。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碎片的、转瞬即逝的、表面化和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怀疑批判态度对待传统的理论、文化和价值理念。

后现代解构传统理论和价值观时,还表现为对历史意识也进行“平面化”消解,在后现代主义眼中,历史事件只是一些照片、文件、档案,历史在解构思维中被视为“碎片”。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时间概念只有现在、当下,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后现代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多元复杂状况的反映,社会变迁,个体觉醒,传统价值观变革,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但否定普遍价值意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使后现代思潮带有诸多的理论局限。后现代思潮中充满价值解构、祛魅、碎片化,也充满内在矛盾和困惑。历史是割不断的,事实上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的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因素,往往都被世代流传了下来。新时代的新思想文化,就包含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变更,而且,正是传统思想文化激发着我们现时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在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对后现代解构”的思维方式要做辩证把握。

2.后现代“价值中立”思潮与核心价值导向问题。

“价值解构”与“价值中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社会理论有价值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秀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曾经一度,“价值中立”主张在我国学术研究和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价值中立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局限使其逐步走向衰落。其问题主要在于,价值共识以及社会凝聚力被瓦解,漠视责任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引发了社会价值的模糊和行为选择的失范。无导向的价值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虚无化、功利化、非理性化等倾向。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主张价值中立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了彻底反思,以传导核心价值观的“品格教育复兴运动”逐步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价值中立”主张也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9](P13)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10](P15)

核心价值观及其基本理论主导对一个社会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引导社会方向、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源性思想动力。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研究社会秩序时强调,价值观的“社会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随之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价值“空场”阶段。

3.价值“多元主义”与价值观建设中的“一元和多样”。

“一元”和“多样”是哲学中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中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要注意把握价值多样取向与一元导向的辩证关系。社会如果缺乏核心价值一元对多样价值观的导向与整合,社会价值观就会出现“失范”或“冲突”,就会引发社会的规范无序和紊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社会失范”的原因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他认为,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秩序失范的原因。

同时,在多元主义思潮影响下,“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价值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等都开始浮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价值多元化的另一现实后果是造成人们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有不同立场和价值主张,如果缺乏统一价值标准,规范冲突、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普遍。多元思潮的冲突,还会导致人们失去生活方向和确定的意义感,导致社会理想信念的复杂化,社会荣辱评价紊乱,以及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这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负面影响。

中国处于改革发展转型期,社会从单质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各种文化思潮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着增强。改革中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亟须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样的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原则的统领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价值体系中。

4.共同价值观:一种必要的社会功能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理论。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等主导价值和理论的凝聚功能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1](P218)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2](P338)功能结构学派代表帕森斯提出,一个社会只有拥有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以及行为机体系统等四个功能系统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其中帕氏特别推重价值和文化的整合功能。帕氏强调社会“共意”即共同价值观存在的必要,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凝聚力量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3](P539)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需要构建并坚守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原则并使大众对其认同,这是一种国家能力,也是社会发展提出的任务。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共同价值观的存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14](P354)许多国家也都将国家价值观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