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和信息成本的快速下降,宗教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当不同国家、不同形态、不同派别的宗教在全球灵性市场上相遇后,迫切需要建立共同认可的竞争规则。宗教对话就是构建竞争规则的最好方式之一。本文提出:宗教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宗教竞争,而是确立更为合理的竞争规则;宗教对话不是为了分割灵性市场,而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灵性服务;宗教对话不是为了减少差异,而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宗教创新。

论文关键词:宗教对话,宗教全球化,灵性市场,竞争规则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宗教对话

当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发现了地球是圆的后,全球化的帷幕就此拉开。虽然今天人们往往将全球化理解为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但就哥伦布最初的目的而言,他最重视的却是宗教全球化。在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日志中他这样写道:“尊敬的殿下,作为天主教的虔诚信徒,您热爱并乐于传播我们神圣的信仰,并坚定地反对偶像崇拜和其他异端邪说,因此,您决定派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往印度诸邦,去见识那里的王公贵族、臣民百姓,去领略那里的山川人文、民俗民情,以便找到能够让他们皈依我们的神圣信仰的恰当方式;您还要求我不要按照惯常的方式从陆路到达东方,而要我选择迄今尚无人经由的西行路线。[②]”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交通和信息成本的快速下降,人口迁移和国际交流的增加,宗教全球化也加快了进程。总体来看,宗教全球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工业化国家的宗教伴随着海外殖民向全球的单向扩展;第二个阶段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宗教进行的双向传播。在这两个阶段中,宗教传播的动机和方式上都呈现出了类似的特征:即最初宗教传播作为人口迁移的“副产品”而得到推动,而后则是有关宗教机构有目的、有组织的派遣传教为主。

简要而言,宗教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从15世纪开始,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基督宗教是推动宗教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15世纪末,大量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各派新教徒涌入北美。在美洲大地新的环境下,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基督教。其中,西班牙、葡萄牙两国首先占领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广大地区,将本土上的天主教模式完全搬到美洲,确立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教会地位,为欧洲移民委派大批神职人员主持宗教事务,同时开始强行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推行天主教。北美大多是各种新教团体的活动区域。1607 年,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了永久殖民地,英国国教会就此移植到这里。[③]到了19 世纪后,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表现出规模大,范围广、组织多、方式变化的特点。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各教派派遣大批传教士奔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传教,其足迹遍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批当地人加入基督教。

宗教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宗教及其流派都参与和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最初也是随着人口迁移进行的,不同的是,此时人口迁移的方向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入发达国家,这也就使得多种区域性宗教进入欧美国家。例如,北非、中东的穆斯林通过移民来到了欧洲,他们多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原来的宗主国之中。再如,在30 年代,美国黑人以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为目的,他们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改信了伊斯兰教,发起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成立美国佛教会。此后,佛教虽屡遭波折,最终在美国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点,并向东部许多大城市发展。冷战结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宗教组织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为派遣传教的双向开展创造了条件。在发达国家宗教对外传播式微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宗教组织开始有目的、有

计划地进入发达国家,形成了更为复杂多样的宗教全球化局面。

宗教全球化的深化导致了多方面的结果。一是造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相遇、竞争、冲突和对话。二是导致了“全球性”宗教的派别分化和本土化发展。例如,基督宗教适应世界各地的原有文化传统,在特定地区集聚形成了诸多的教派。虽然都是在基督宗教的旗号下,却在教义和组织上千差万别。三是激发了宗教创新的新趋势,各种名目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兴起。

中国在宗教全球化的进程中同样不能置身于度外。事实上,从明代开始,中国已经多次地受到宗教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原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和基督宗教全面地相遇了。改革开放以来,不仅长期存在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得以延续,而且本土化的宗教教派与海外宗教教派的对话也广泛开展。今天,在中国大陆所出现的诸多宗教及其对话现象,都离不开宗教全球化的这一时代大背景。

由于宗教对话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对话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内容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面对日益深入的宗教对话研究,需要从多样化的视角加以思考。本文就是在借鉴现有宗教对话模式的基础上,试图应用经济学理论,从灵性市场的角度加以探讨。

二、宗教对话研究范式的拓展

宗教对话研究较早是由神学家所推动和实践的,之后在宗教哲学研究中得以拓展。

在各宗教内部,提出宗教对话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些反宗教的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科学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因为在这些挑战之下,宗教作为一个整体,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已经受到了威胁。正如阿部正雄所提出的:“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和基督教,都处身于几种反宗教力量的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它们的批评已经远远不止于针对某个具体宗教,而是直接伸延至宗教存在的本身。[④]”其次,传统的主流宗教面临着许多新兴的准宗教、类宗教以及伪宗教的挑战。这些所谓的“新兴宗教”膜拜团体有的打着科学的旗号,有的借助巫术的魔力,有的采取极端的做法。蒂利希就曾将当前世界各宗教面对的主要问题描述为“它们与我们时代各种准宗教的冲突”。第三,主流宗教面临如何理解与处理自己与其他宗教之间关系的问题。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之间的差异和竞争问题。

面对上述宗教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问题,宗教对话成为宗教界有识之士的合理选择。例如,阿部正雄指出我们这一时代的所有宗教人,都被迫扞卫和重新确认他们的宗教真理,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宗教对话。他提出了世界诸宗教间有效对话的两个必要方面:(1)澄清自己传统的观念,并使各种传统间的不同观点彼此相遇;(2)从我们传统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以便于发掘到最适合当代人类困境和人类未来的终极实在的观念。[⑤]再如,罗马教廷在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之后开始倡导宗教对话。它设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分别推动与新教各派和东正教的对话,与非基督教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的对话,与非宗教世界(包括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随着宗教对话实践的深入,宗教哲学研究对对话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例如,王志成教授提出:“基督教的对话轴心发生了多次转化。目前可以说有多个轴心同时在起作用。”依据这些轴心可以将对话概括为五种模式:教会中心的对话模式、基督中心的对话模式、上帝中心的对话模式、实在中心的对话模式、问题中心的对话模式、生命中心的对话模式。“教会中心的对话模式遇到难题,便将有形教会发展成无形教会;耶稣基督中心的对话模式遇到难题,便将基督中心引向上帝中心;上帝中心的对话模式遇到难题,便将上帝中心引向实在中心;实在中心的对话模式遇到难题,便将实在中心搁置,把解决问题的难题作为宗教对话的中心。”王志成还总结提出:“这些对话模式在各自有限的范围内应该都是有效的。我自己在思考不同的对话时提出了三种对话模式:一是以灵性实在为中心的对话模式;另一是以成长为中心的对话模式;目前则是在倡导第二轴心时代类型的宗教对话。”“以生命为中心的对话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对话模式。”[⑥]张志刚教授则将现有的宗教对话观可以归纳为三种:即排他论(exclusivism)、兼并论(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