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塔山事件前的新疆政局
北塔山事件发生以前，先后由张治中和麦斯武德主政。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极力主张缓和与新疆“三区”[②]的关系，对内与“三区”合作成立联合省政府，对外坚持中苏亲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新疆的局势。但随后张治中南疆考察后，发现“无论在任何专区或县，都看到存在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往往在座谈会上争锋相对，各走极端，言语之间，尖锐激烈，使我感到很为难。”[1]可见当时新疆内部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因张治中在新疆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根本改变，经过这次考察后张治中认为“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作怯弱。”[1]随后张治中在未征求阿合买提江等三区省政府委员意见的情况下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并推荐麦斯武德接任新省主席，这一做法造成了“三区”的疑虑，使本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省联合政府的垮台。不仅如此，麦斯武德接任省政府主席，在新疆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麦斯武德是个“泛突厥主义者”，长期从事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的宣传活动转折，在政治主张上和“三区”从根本上对立，因而以阿合买提江[③]为首的“三区”拒绝与麦斯武德合作。三区省府委员拒绝出席麦斯武德的就职仪式，并致信张治中，要求其继续留任，但张治中表示让国民政府改变任命绝对不可能。麦斯武德的上台使新疆的局势迅速恶化。随后发生的乌斯满反叛伊宁事件更是成为了北塔山事件的导火索。
乌斯满为阿山专区专员，本来是属于“三区”阵营的，但由于和阿合买提江等有矛盾而背叛“三区”，因而“三区”派兵将其驱逐论文格式。乌斯满一直退到了迪化专区的奇台县境的北塔山附近。由于外蒙独立后，中蒙之间的边界有许多争议之处，因此乌斯满到北塔山地区后，双方经常发生边界摩擦，甚至发生乌斯满侵入抓捕蒙古士兵的事件。1947年6月2日，外蒙古边防军派两名代表前往中国驻守在北塔山的马希珍连，声称北塔山属于外蒙国土，限中国军队“四十八小时内撤退，并将前捕获之士兵交出，假使不照要求释放，将采对付的办法，将来事件之发生责任，应由马希珍负责等语。”[2]马希珍答复：“我们这里离你们外蒙古边境还很远，从来没有听说这一带地方是属于你们的，我连奉命驻守此地，有守土之责，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是不能退出的。”[3]马希珍随后向上级请示，但请示电报送到新疆警备司令部时，事件已经发生了。
二 北塔山事件的发生及中苏交锋
6月5日，外蒙古军队一营及炮兵一连，突然向马希珍连发动攻击，除有炮兵轰击国军阵地外，还有涂有五星标志的五架飞机轰炸阵地，但由于马希珍连英勇抵抗，经过一天的战斗，马希珍连伤亡十余人，马被炸死数匹，而外蒙古军队伤亡则更加惨重。事件发生后，马希珍紧急致电其军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军长），将所发生事件详细情况向其禀报，并在电文中指出五架飞机是苏联飞机。随后马呈祥将情况通报宋希濂，宋希濂在紧急部署防务后把北塔山战事通报张治中，张治中认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宋希濂认为“可能有较大企图，先消灭乌斯满部后转折，由北塔山南下”扩大对新疆的侵略，并“胁迫我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因此在此时二人都认为事件的发生与三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3]6日，边境无战事，外蒙古军休整一天后，于7日再次发动进攻，马希珍和乌斯满共同击退了外蒙古的进攻，同时在战后蒙古军遗物中得到一道外蒙古军官的命令：“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神圣的任务。”从这道命令可以看出，此事件本质上是一件边界纠纷事件。
本来此事件仅仅是中蒙边界纠纷事件，但由于有“苏联飞机”而演变为中苏之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在接到北塔山战事的报告后“令我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及外蒙驻苏公使分别提出严重抗议。”[4] 1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指责与事实不符，是“挑衅性的”。[17]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强调“蒙古骑兵已深入过境六百华里”“苏联标志飞机，仍在不断分批轰炸我阵地”蒋介石在得知事件发生后致电张治中：“北塔山事件，我政府绝不能不对蒙苏采取严正外交步骤，否则，政府等于否认其事，或公然容许侵略。”[4]蒋介石认为苏联飞机掩护外蒙入侵是因为乌斯满反对伊宁，同时认为麦斯伍德主政新疆引起了苏联傀儡阿合买提江的记恨。[5]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称：“此种飞机纵为外蒙标识，实际上亦必为苏联所供给指挥之飞机”。[6]可见，尽管国民政府也了解到飞机为外蒙所有，但却依然说成是苏联飞机入侵新疆，很显然，国民政府的目的在于使事态扩大。而事实上，苏联之所以坚持外蒙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将外蒙作为中苏之间的一个战略缓冲区，以避免同中国不必要的冲突，而且苏联对外蒙的“泛蒙”倾向也是尽力约束。随后双方在边境的冲突不断增加，中苏双方相互指责，国民政府多次向苏联提交照会指责苏联支持外蒙古侵略新疆，而苏联不仅否认介入新疆战事，而且指责国军侵犯外蒙国境。尽管双方争议很多，但最终双方都保持了一定克制，最终事情不了了之。
三 国民政府扩大事端的原因
国民政府极力扩大事端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诸多国内国际环境有重大关系。
从1947年开始国统区经济状况日益走向恶化，由于法币的发行量猛增，国民对政府和法币的信心也暴跌。因此，只要民众手里有一点法币都尽量换成实物，而货币周转速度的加快又必然给本来已经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火上浇油论文格式。货币的发行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的暴涨，“1947年的上半年转折，纸币发行量增加三倍，但米价上涨了七倍”。[7]虽然，此时经济还没有恶化到1948年的程度，但迅速恶化的征兆已经开始显现，中蒙边境冲突的爆发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转移国内视线，增强民众对政府信赖感的机会，因而，国民政府不遗余力的加以宣传，蒋介石甚至抛出素以亲苏闻名的孙科公开表示“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使得王世杰觉得很突然。[6]但蒋介石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
[8]而在国民政府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广泛的反苏运动，“此间各报，均以显着篇幅，刊载关于中国就外蒙古军队进攻新疆事件，深为重视。”[18]“我领土主权受此国际暴力之侵略，无异于九一八事变之重演”，[19]青年党领袖曾琦曾赋诗：“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忽寇玉门关”，[9]从中央党部，商联会，妇女会，农会等团体到众多社会名流以及海外侨界都对苏联发起了强烈抗议。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媒体和个人都持上述态度，《观察》[④]杂志发表评论指出“边疆上一些越界的事，可大可小，这就要全看政治的作用了，为了政治的目的，可以把一件小事夸张得很大，也可以把一件天大的事缩很小很小。”“我不相信苏联如此拙笨，在飞机上特别做标识来侵犯别人的国土。”[20]民社党的蒋匀田也表示：“因外蒙古入侵事件之真相未详，望保留态度，不过处理办法亦应循外交途径，不宜扩大事态”，[19]国民政府引导舆论并加强国民对政府信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对中国的贷款，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因而制造紧张局势无疑成为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代表谈判的重要砝码，但最终这种企图落空，美国认为“在目前战争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巨额数量的钱财也只能被无端的挥霍掉。”[10]
自从抗战结束后中苏围绕国民政府接收旅大及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与斗争。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是：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的主权，但要求中长铁路双方共有，旅顺海军基地由苏军进驻，大连“自由化”，认为东北日资企业为其“战利品”转折，实行垄断性的中苏经济合作，排斥外来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而国民政府的东北政策却是：对东北在行政上享有完全主权，中长路属于中国，反对实行垄断性合作，主张对其它国际资本留有空间，旅大行政权属中国。很显然，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由于“战利品”问题、中共问题、美国资本问题相互交织更显得复杂，经过双方长期的谈判而无法解决。而每当谈判不顺或发生美国势力可能进入东北问题时，苏联总是打出“中共牌”，不仅使国民政府长期没有在事实上掌握旅大，反而被共产党所控制，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对苏联更加不满，孙科曾经愤怒的表示：我们和苏联订立三十年友好条约，在换文中明确规定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苏联军队由东北撤退，一切交由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但到日本投降后八个月，它才把派驻东北的军队撤退，并于撤退时将日本在东北建设的工厂，以及所有的机械，悉数搬走。国民政府派员前往接收，竟拒绝不让登陆。这并不是我们要反苏，实在是苏联的行为太对不住中国了。
像这样背信弃义的国家，我们还能把它当作朋友吗？[11]而最能反映在旅大方面国民政府面临的困境的莫过于董彦平视察旅大事件，国民政府在派军接收旅大失败后，把接收旅大的工作重点转向行政接收上，因而决定派董彦平为团长赴旅大考察并与苏军商谈接收旅大行政问题，但董彦平在视察期间处处碰壁，只好躺在招待所托病不出，最终只有草草收场，打道回府。随后《中央日报》略带讽刺性的评述了董彦平旅大之行：“也许因为苏联朋友的过于友好，所以每一个视察回来的人，都有一种深远的安全之感，旅大十日中，除了夜晚自睡觉，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化在汽车中。”[22] 北塔山事件在国民政府看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国民政府企图将北塔山事件国际化，迫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