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着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