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