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书院在培养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这与书院的课程体系是分不开的。书院以“明人伦”和“传道济民”为依据,设置了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为补充的基本德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古代书院;德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着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着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着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着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着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着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着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着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书院教育家们不仅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体系的有益组成部分,还指出了研读史书的方法。以丽泽书院大师吕祖谦为例,他明确指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于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吕祖谦认为学习历史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追寻为人处世的圣贤之理,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祖谦还在讲授史学时为生徒作出示范,如在讲授《史记》中“杨椿戒子孙”的史例时,他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来教育生徒,“前人教子弟,每于微处防之,且如子弟别室私饮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责之者,盖以私心一萌,必争夺,异时争夺诉讼皆一饮一食之积”。文石书院强调指出:“每阅一代之史,则设一薄,择其事之要者,论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者,自抄一本。或计一年所阅,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览。至于岁终,揭起分类,抄成译本一本。”在读史书时就“论之精者”作好读书笔记,这样便可以“朝夕熟览”,日积月累,终有所成。东林书院教育家林豪更是明确地教育生徒,这样研读历史的好处有三:“一可知古今之事变,人品之贤否;一可识史家笔法,与义例之异同;一则典雅字句,随意摘出,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虽然就某个书院而言,教育生徒学习历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书院对史学的重视是共同的现象。

总之,书院之所以能够在培养人才,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与它设置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教学课程是分不开的。书院以儒家经典课程为主体,以史学课程为补充,对生徒进行德育教学,既实现了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的教育目标,又坚持了经世治用、致君泽民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