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问曾纪泽,“外国也有总理衙门?”曾答,外国称“外部”,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类似的召见和问答,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曾经详细询问日本宪法的事,曹当时觉得,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这些人”是区别开的。

对西太后的骂,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从男女平权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劝君少骂???”的。换一个角度想,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靠曾,左,李,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恐怕“政绩”还不如她,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恐怕败得更惨。毕竟,时运已经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爷”那会的“盛世”了。但这个深宫妇人,学识终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而这,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抛开道德评判,能力和动机不论,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影响的。

就连中国的古圣人们,其实也逃不过这个“唯物主义”的法则。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国里,劝这个王仁慈,劝那个王开恩,甚至威胁说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诛一夫纣,但效果还是不大,王们还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还是很少。实际上,不论孔还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客观条件使然。孔孟不论游历到哪里,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其政治形态都是一元化的,无非是王们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胜,明日打败,只顾自己的权力和享乐,百姓本来就如草芥,则“凶年不免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梦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只能沦为一种劝善的道德说教,能为百姓争取点“生存权”就谢天谢地,遑论其他。后世的学者总难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贵君轻,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诛一夫纣,就是革命无罪,但是近代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共识和制度保证。

在西方,古希腊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种政治制度。有的是贵族寡头统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独裁制,独裁还有世袭的君主制与不世袭的僭主制。这里的民主,就是货真价实,有据可查的“democracy”。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于是就剩下个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谁说中国人“不认真”呢?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不过泛泛而谈,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毕竟没有例子,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编成书,还配上图,“认真”得要命。当然,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一得势就“封妻荫子”,让后人乘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就对子女尽责来讲,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难免欠缺,哪里“兼爱”得过来。

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腊文化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对科学,哲学,艺术,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古希腊也有类似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教育。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 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结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中国哲学始终缺少对政权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法律来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就连以保守着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文学了。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西方文化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着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