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意味着将马克思哲学也同样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此种观点涂改遮蔽了马克思在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过程中,所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端。

[关键词] 现代性、后现代性、马克思、黑格尔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已构成当代哲学的基本理论题域,成为当代哲学一种主要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题域中,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应处于何种位置?马克思是一个现代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具有后现代意蕴的思想家,抑或是两者兼具?马克思理论学说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范式,还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意蕴的理论范式,抑或是两者兼具?从解释学意义上说,或许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这一问题:在业已确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我们应该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阐释,还是后现代性的阐释?如何应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在当代的意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无疑也将是充满疑难的问题。

将马克思的文本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阅读,之所以是一项充满疑难的复杂工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马克思文本本身具有复杂多义性和超前变革性,面对这样的文本,任何单一而清晰解读的尝试或企图,都可能导致对马克思的误读或曲解;其二,在马克思文本传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过度解释的附着物已大量地堆砌覆盖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上,使马克思文本的本来面貌更加模糊难辩。黑格尔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巨大覆盖物,因此,清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债务,就成为如何在当代视域中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性课题。

(一)

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域看,马克思文本的复杂多义性和超前变革性,主要表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缠绕交错。作为十九世纪末的思想家,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是诞生于传统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的。按正统经典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古典政治学。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虽然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提出马克思思想不仅仅来源于三个方面,应该有四个、五个或更多的思想来源,意在表明马克思继承发展前人思想的多样丰富性。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多样丰富性。在我们看来,无论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均可概括为一个方面:即现代性的思想传统。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建立的启蒙思想传统或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总体范式,构成其思想来源的总体历史语境。无庸置疑,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得益于他百纳海川、博览群书的治学精神,但是,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学术历史语境,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古典政治学,还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思想资源,总括来说,均可在西方启蒙思想的范式内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即均可在现代性思想范式的总问题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究竟有几个方面,而在于马克思仅仅是在现代性范式或问题框架内继承了现代性的思想传统,并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还是马克思已找到了突破这些思想来源所型塑的理论范式,建立起了一种与现代性传统范式全然不同的新的理论范式。上述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从马克思是否突破了现代性传统范式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与前代思想的关系,来勘测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很难见出马克思学说中的革命性和开创性意义。因为,无论马克思在继承中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何颠倒、反转、批判、吸收,只要马克思依然驻留在现代性问题的总体范式之中,依然驻留在现代性的总问题框架之中,即依然用现代性的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言说方式来进行理论反思,马克思学说革命性变革意义就依然是难以理解和难以呈现的。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将马克思视为现代性传统的继承者和完成者,还是将其视为现代性传统的颠覆者和终结者?马克思那革命性的思想楔子嵌入到现代性传统体系之中,是一种修复建设,还是一种断裂摧毁?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 [1](p5)这三种主要思潮是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古典政治学。显然,列宁将马克思视为现代性传统的继承人和完成者,并未超出现代性的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这一经典观点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不仅决定着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解,同时也影响着其他思想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理解。在此,我们并不想把这种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仅仅归咎于列宁。因为,回退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这种理解几乎是当时解读马克思的唯一可能方式。必须看到,现代性传统或范式,经由几个世纪的历史,已确立起了唯一合法化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形式,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提问方式和言说方式,已成为人们解释事物无法摆脱的前理解定势。甚至可以说,在现代性范式或问题框架中理解马克思,或许是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因为,现代性范式已无所不在,而后现代范式或其它别样的思想范式尚未形成。

如果我们认定马克思文本具有时代的超前性、超越性,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显然应理解为一个新的范式的建立和一个旧的范式的摧毁,因此,停留在现代性传统范式中,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和意义。然而,问题是当我们面对马克思文本时,马克思并没有十分清晰明确地将有别于传统的新范式展示在我们面前。马克思文本常常表现出一种新与旧纠缠交错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范式的诞生,还无法完全摆脱旧有的传统的纠缠,新范式的思想表达还没有完全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范式新思想的表达只好借助于传统形式。马克思即处于这种被传统历史缠绕的理论状态之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开篇,马克思描述了这种新思想范式与旧的表达方式之间所存在的纠缠,这可以视为马克思对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状态的描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1](p603)在现代性范式的既成传统中,新质异质的别样的思想或精神的表达,只能借用旧有的传统的现代性的语言。只有领会了新的语言精神,才能够自如地运用新语言来表达新的思想范式。就像马克思解读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一样,面对这样的文本,要求我们在解读它时,注意分辩哪些语言是借用旧的概念形式,而欲表达的确是新的思想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阅读,不能停留在文本表面和语言表层,而应透过其文本语言的表面,读出隐藏在背后的思想,阿尔杜塞称这种阅读法为“症候阅读”。在阿尔杜塞看来,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复杂文本,只有运用症候阅读的方法,才可能读出文本背后所隐藏的真正思想,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及内在意蕴。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理论题域的展开,随着后现代性范式的生成,我们才获取了在后现代性的问题框架或认识范型中理解马克思的可能,从而显露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超越性和革命性意义,同时,也使我们在当代视域中理解马克思成为可能。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德国思想家尼采曾抱怨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哲学。尼采预言说,只有到了下一个世纪,人们才可能理解他的学说。马克思与尼采一样,都具有超前的时代跨越性。要把握这一超前的跨越性,将其置于现代性语境中,显然难以理解,只有将其置入后现代语境之中,即置入到当代思想语境之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阐述了一种“从后阅读”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站在最后的历史形式的视域上来反观过去的发展过程,才可能理解历史过去的内在的意蕴,“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仅仅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p43)用马克思这种“从后思索”或“从后阅读”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学说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表述:后现代性的解读对现代性的解读是一把钥匙,有些文本如马克思、尼采的文本,在现代性阶段所表露出的后现代性的征兆或意蕴,只有在后现代性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二)

马克思文本所固有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复杂性,在一个多世纪的文本阐释过程中,呈现为现代性的过度阐释。这些过度的现代性阐释使马克思文本附着了更多的现代性堆砌物。在过度的现代性阐释过程中,马克思文本逐渐成为可以在现代性语境中加以理解或加以描述的文本。这样,一方面,使马克思文本在现代性文本的意义上,呈现出简明清晰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这种清晰的可理解的现代性解读,却遮蔽了马克思文本所蕴藏的后现代性意蕴。追求简明的可理解性,可以说是一般解读的普遍诉求,同时也是现代性的理论特征,然而,面对一个复杂多义,甚至是充满悖论的文本,面对一个超前性革命性的文本,简明可理解的前提,就必然要将文本还原回退到普遍理解的前理解平台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中,马克思如何在不断地解释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被还原为,亦即不断地被回退为现代性的文本。正是在这种现代性解释的不断还原回退中,马克思文本的复杂多义性、超前变革性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并使马克思的思想回退到现代性构造的简明形而上学体系之中。

具体来说,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主义的改写或重写,即将马克思黑格尔化。从现代性题域看,黑格尔显然可以被指认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在论及现代性哲学话语时,认为黑格尔在建立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黑格尔是使现代性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哲学思想本身是历史语境当中形成的,但哲学要想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就必须对‘现代性’自身加以把握。黑格尔是第一位有这种新要求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3](p179)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角度看,黑格尔哲学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题域中,勘察一个多世纪以来如何对马克思进行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使马克思哲学还原回退为现代性哲学体系,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

回顾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我们看到,马克思黑格尔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恩格斯、列宁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都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显然,在他们看来,对黑格尔的理解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从此,开启了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正统经典的诠释之路。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着的事实。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1](p470)列宁更为注重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在列宁看来,不理解黑格尔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写下了那段独断性的结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4](P191)列宁在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联时,虽然也论及到了两者的差异不同,但在意识深处他几乎将两者视为等同。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他也阐明了相同的观点:“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4](p410)在列宁看来,“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4](p154)黑格尔不仅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甚至就是一体相连不可分割的。因此,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就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创立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不是卢卡奇,而是列宁。”[5](p214)作为正统经典的诠释,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论述对正统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着持久深远的影响,成为经典性和权威性的定论。

恩格斯、列宁之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持续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三十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再度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卢卡奇认为:“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6](p42)五十年代,法国哲学界开始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问题,依波特利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中说:“把黑格尔甚至各式黑格尔评论家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事。应该承认,马克思是最杰出的黑格尔评论家之一。他在早期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思考了《精神现象学》,在写《资本论》时,也经常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甚至整段整段地引用《精神现象学》中的特别段落,没有这些,《资本论》这部巨着的框架与结构(甚至细部结构)的形成都将是不可思议的。”[7](p429)六十年代,阿尔杜塞曾应依波特利的邀请作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的观点不同,阿尔杜塞认为,两者之间不是联系,反而是断裂,这才是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所在。阿尔杜塞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当前一个带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因为它支配着现时代关于战略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未来以及与这一科学联系着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未来。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写在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之中的。”[8](p108)在七十年代,以研究黑格尔着称的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解读黑格尔的鸿篇巨着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泰勒《黑格尔》一书的结论部分即以《今日黑格尔》为题,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并将马克思视为黑格尔理论遗产的继承人。在泰勒看来,这种继承关系构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只有彻底清理这份理论债务,才可能认清今日黑格尔的理论价值及其缺陷;同时也才可能认清今日马克思的理论价值及其缺陷。因此,能否清理马克思欠下黑格尔的理论债务,是清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重要问题。单世联在《告别黑格尔》一文中说:“黑格尔进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位生前得到普鲁士官方支持的一代大哲,在中国也享有其他哲学家难以想望的殊荣。不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备受尊重,而且其历史理性、必然规律、终极目的、总体意识等思想直接支持并被整合进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9](p439)受前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中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接受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选择。正如列菲弗尔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变成绝对的国家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时,它就退化成为黑格尔主义了。真是历史的作弄,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被正式抛到历史垃圾堆上的时候。”[10](p198)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几乎成为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唯一进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大胆地提出从康德——席勒——马克思的另一条进路,试图取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官方正统路径,以摆脱黑格尔的巨大阴影,清理附着于马克思哲学身上的黑格尔沉积物。李泽厚说:“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 [11](p434)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自觉清理黑格尔主义的第一部专着,它启动了中国清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题域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之前苏联和中国语境中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特征,造成这一清理工作的艰难和不彻底。以李泽厚为例,虽然他较早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口号,并发动了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是从康德到马克思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尽管两者的理论侧重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即传统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之中。康德化的马克思或黑格尔化的马克思虽有所差别,但其实质都是将马克思回退为传统现代性的解释模式之中。正由于没有摆脱传统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李泽厚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总给人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李泽厚似乎陷入到无法摆脱的吊诡的理论困境之中:用黑格尔的牙齿去咬住黑格尔的尾巴,在走出黑格尔阴影的同时又陷入黑格尔的泥潭。这种理论困境使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自始至终难以摆脱“历史理性”、“普遍必然性”和“客观社会性”等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观念,使李泽厚的理论始终保留着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计”。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虽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题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一题域出发,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观点,即意味着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范式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马克思哲学显然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虽然一再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式的合理改造,但他们显然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现代性理论范式内的承继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的延续性关系。正是这种内部延续性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基本理解前提。“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提了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5](p212)正是基于这种连续性的理解,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列宁经常用向前推进来描述这种关系。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写到:“……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4](p351) “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p357)如此看来,无论马克思如何颠倒、批判或改造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黑格尔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传统现代性的理论。按着列宁的解释模式,马克思哲学只能依然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只能依然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果然是只存在内部联系,而不存在断裂颠覆吗?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断裂对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将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关于断裂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认识论断裂。”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时,阿尔杜塞同样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我以前曾扞卫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觉到这个观点正确。[8](p93)基于这种认识,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8](p118)马克思所创建的这种非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与传统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阿尔杜塞为更彻底地断绝马克思与传统古典哲学的联系,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称之为一种哲学实践。马克思哲学并不是在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地带产生的,而是在与黑格尔的断裂处发生的。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古典哲学的终结处,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显然不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在黑格尔终结之后,在现代性终结之后,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范式的诞生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哲学范式的开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产生,随着后现代理论范式的生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终于可以得到清算。将马克思黑格尔化, 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式的改写或补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解读马克思难以摆脱的理论难题,就在于人们难以摆脱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阈限,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

在题为《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阿尔杜塞对列宁那句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判言进行了一个吊诡式的改写:“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8](p148)阿尔杜塞这一理论吊诡式的改写,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思想方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用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将阿尔杜塞吊诡式的改写进行再度的改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马克思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就不能理解马克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4辑.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新黑格尔主义论着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阿尔杜塞,列宁和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9]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0]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5辑.

[1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