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贩运和交易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恐怖组织自我宣称对宗教价值和意识形态目标的追求要优先于权力和财富,因为宗教价值和意识形态目标在招募追随者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是恐怖组织也要平衡意识形态目标和资金来源以确保组织的生存,毕竟资金来源也是恐怖组织确保生存的重要条件。参与毒品贩运和交易可以获得财富;确保组织获得更多和更先进的武器;能够招募更多的战斗人员和提供给他们更大的经济吸引力;向政府、执法和安全机构支付贿赂;获得用于向大众宣传他们意识形态的资源等等。另外,很多恐怖组织还把毒品最为一种打击“敌人”的战略工具,一些恐怖组织认为可以通过毒品扩散给“敌人”制造政治、经济和健康压力以弱化“敌人”。当恐怖组织无法通过慈善机构、非政府捐助团体、合法商业活动等合法手段获得资金以后,组织生存和运作的压力使得很多恐怖组织不得不参与非法的筹资活动,其中毒品贩运是重要方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运作方式上存在很多重叠之处,恐怖组织不仅通过毒品贩运获得资金,而且还通过人口贩卖、商品走私等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筹集资金,最重要的是全球毒品贩运和非法武器交易的结合,事实上毒品贩运和非法武器交易往往是在同一路线上相对而行的。

“基地”组织(Al Qaeda)

虽然本·拉登拒绝承认自己的组织和毒品贩运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能够证明“基地”组织参与毒品贩运的确凿证据,但综合相关信息还是可以发现“基地”组织将毒品贩运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本·拉登隐藏“基地”组织参与毒品贩运的事实可能是考虑维护“基地”组织作为“圣战”领袖的形象,因为参与毒品贩运事实的暴露可能减弱组织存在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正义性。缺乏证据还可能因为“基地”组织一般处于毒品贩运和交易链条的上层,是毒品贩运和交易的策划者而不是具体执行者,所以很难被执法机构发现。毒品贩运除了给“基地”组织带来必需的资金和武器,还可能是“基地”组织控制其他恐怖组织的重要手段,本·拉登可能通过控制毒品生产和贩运而控制所谓的“圣战盟友”,这些“盟友”则成为“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事实上,“基地”组织与很多参与毒品贩运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训练营、战术和招募人群,指挥结构也相互结合,所以被反恐专家统称为“‘基地’及其附属组织”(Al Qaeda and Affiliated Movement,AQAM)。

在阿富汗战争时期,毒品就是资助阿富汗“圣战”派别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拉登在这时就已经可能从毒品贩运中受惠。在波斯尼亚战争时期,本·拉登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扩展自己的组织,并且和波斯尼亚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联系,1996年,本·拉登被约旦政府驱逐并前往阿富汗,很快就和塔利班一起与库尔德人贩毒集团、阿尔巴尼亚有组织犯罪集团共同排挤意大利黑手党,经营“巴尔干路线”,据称本·拉登从中获得10-15%的佣金,每年大约10亿美元。在阿富汗,由于塔利班的胜利和本·拉登与塔利班的结盟,“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开始取代过去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ikmatyar)和他的“阿富汗伊斯兰党”(Hezbi-i Islami)在毒品贩运中的角色,并发展与“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和车臣武装分裂势力的合作关系,以便将阿富汗毒品经过所谓的“北部路线”贩运到欧洲。大量的毒品经过这两条路线贩运,为满足这种需求,本·拉登在喀布尔附近建立海洛因加工设施并从阿富汗周边国家招募海洛因加工方面的专家。

虽然本·拉登否认“基地”组织参与毒品贩运,但是维持组织生存的压力迫使本·拉登不得不考虑大量的资金来源,更何况“基地”组织还有很多参与毒品贩运的便利条件。“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联盟为其参与毒贩贩运提供便利条件,从表面上看

,塔利班主要从事阿富汗国内的毒品生产与贩运,而“基地”组织主要从事全球毒品贩运和交易,因为其和一些控制主要贩毒路线的恐怖组织结成同盟关系。塔利班的垮台并没有改变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形势,而且很多证据表明塔利班残余势力仍然控制着阿富汗的毒品生产,所以“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毒品联盟”可能仍然存在,特别是当“全球反恐战争”切断“基地”组织的传统资金来源以后,“基地”组织更加依赖有组织犯罪活动,包括毒品贩运和交易。

塔利班(Taliban)

塔利班政权时期(1995—2001年)是罂粟种植在阿富汗扩散的重要时期,而2000年的罂粟种植禁令导致2001年的罂粟种植面积急剧下降说明塔利班与罂粟种植的联系。但是,塔利班只禁止罂粟种植却不禁止毒品加工和贩运,很多专家认为塔利班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国际社会好感的同时人为地减少鸦片供应以提高市场价格,以便出售储存的鸦片以获得暴利。塔利班为罂粟种植提供宗教合法性——将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作为所谓的“圣战”工具:塔利班认为罂粟种植并不违反伊斯兰教义,这是因为鸦片是被那些西方的异教徒和非穆斯林所消费的,但是海洛因加工、贩运和吸食对于穆斯林来说是错误的,所以海洛因必须被贩运到非穆斯林国家。当然,真正促使塔利班将罂粟种植合法化的动因可能还是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的巨大获利能力,当塔利班认识到这点后,迅速在其有效控制的地区向种植罂粟的农民、鸦片贩子和海洛因加工商征税。塔利班征收“扎卡特”(zakat)和“欧舍尔”(usher,即“十一税”),鸦片贩子和罂粟种植农民可以以鸦片作为支付方式。塔利班利用税收和“保护费”的形式获得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和支持其军事活动,甚至为其他的恐怖组织提供资助。

2004年以后,塔利班的死灰复燃也和阿富汗的“鸦片产业”存在紧密关系,现在,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的地区,同时也是塔利班残余分子活跃和武装冲突频繁的地区,例如赫尔曼德省最近几年连续成为阿富汗最大的鸦片生产省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塔利班残余势力在该省的活跃。塔利班正在利用从鸦片生产和交易中获得的收入资助叛乱活动,塔利班甚至用死亡威胁胁迫农民种植罂粟,据估计现在其收入的70%来源于对鸦片生产和毒品加工、运输征收的税收、保护费以及直接出售鸦片的收入。例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的调查人员询问阿富汗农民是否要向“反政府武装”缴纳税收,南部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做出肯定回答,在西部高达72%,而在其他地区则不用缴纳税收。